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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再起航 四举措筑牢防风险闸门


来源:证券时报网

以开放倒逼被动改革变主动改革,将明天的改革变为今天的改革。可以预见,2019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将继续加码升级。

原标题: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再起航 四举措筑牢防风险闸门

以开放倒逼被动改革变主动改革,将明天的改革变为今天的改革。可以预见,2019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将继续加码升级。

3月23日~25日,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京召开。这是每年两会后最受市场关注的一场“盛会”,参会嘉宾来自国内外高层次的政商学三界,可谓绝对的重磅大咖。

过去两天,来自“一行两会”、金融机构的嘉宾均就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透露官方最新、最权威的政策思路和信号。可以预见,今年金融业对外开放将再上新台阶,将更加注重对外开放的高质量高水平,特别是在平衡开放与防风险关系方面完善监管制度。

新一轮金融业

对外开放即将拉开大幕

2018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总计11项将在2018年落地的金融开放措施,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人身保险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等,时隔近一年后再回顾,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的措施法律修改程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进入2019年,金融业对外开放还将再上新台阶,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即将拉开大幕。易纲昨日指出,我国金融业开放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和空间。针对当前对外开放的水平还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以下五点考虑:

第一,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开放要进一步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23日在论坛上也透露,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新一轮的开放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进一步简政放权和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等四方面。

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当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一些数量性的条件限制,包括规模限制、年限限制、股东类型限制、持股比例限制等,银保监会正研究取消和放宽这些数量性限制,来吸引更具专业特色的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进一步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基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优势和风险控制能力,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支持外资机构增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使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更加多元化。此外,也会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参与创新试点的一些新领域,充分激发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市场活力。

三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减和优化行政审批。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外资机构行政许可事项,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让外资金融机构集中更多资源在中国发展。

四是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不断改善外部经营环境。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机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的特点和风险特征,不断建设更具兼容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监管规则体系,为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营造更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透露,中国的金融部门做好了充分的开放准备,证券领域可以开放、可以竞争。

可以看出,新一轮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将着力提升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表示,高水平开放会增加更多融资渠道,金融开放后会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银行体系,增强资本市场韧性,使融资渠道更加畅通,降低融资成本。

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需与防风险相结合

尽管深化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成为决策层确定的政策方向,但不可否认,仍有观点会担忧金融业开放步子迈大会带来更多风险。因此,如何平衡深化开放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未来高水平金融开放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不过,易纲强调,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是开放的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具体来说,将从以下四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在李晓鹏看来,金融高水平开放不是一放了之,需要三个结合。一是开放和改革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内金融企业内部改革;二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当前引进来和走出去空间仍很大;三是把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培养国之重器相结合。现在有不少商业银行排名在前面,但总体而言金融实力不够强,特别是综合化金融机构很少,要培养自己的民族金融品牌。

“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易纲称,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责任编辑: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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