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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迈入千万人口大关背后的“青岛启示”


来源:凤凰网青岛综合

这几年,相比于GDP增长,人口数量的增加成了衡量城市活力更重要的一个指标。用脚投票似乎更有说服力。无论是广东四年增加800万人口还是杭州一年增加55万都吸引了足够的关注。通常来说,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

这几年,相比于GDP增长,人口数量的增加成了衡量城市活力更重要的一个指标。用脚投票似乎更有说服力。

无论是广东四年增加800万人口还是杭州一年增加55万都吸引了足够的关注。通常来说,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都不是循序渐进式的,都会在某一个节点出现爆发式增长。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杭州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般的人口增长过程。2011年到2015年,杭州每年的人口增长竟然都没有超过10万,最少的一年只增加了3万多。甚至还不如这几年每年增加10万人左右的青岛。

以2015年为分界点,从2016年开始,杭州的人口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2016年增加17万,2017年增加28万,2018年增加33.8万人,直到2019年增加55万,一跃成为中国又一个千万人口大市。

杭州是怎么做到的?尤其是在爆发式增长前夜的2015年,杭州发生了什么?

一场盛会“改变”一座城

2015年2月,杭州成功获得2016年G20峰会举办权。

2015年9月16日,杭州获得2022年亚运会主办权,成为继北京和广州之后,中国第三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

不管是2016年的G20峰会还是未来的亚运会,杭州的蜕变都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一场盛会改变一座城”。

盛会之下,杭州进入大拆大建模式,包括地铁轨道交通在内的基建大大提速。

今年杭州预计开通8条地铁线路,包括1号线三期、5号线、6号线、7号线、9号线、16号线、杭富城际铁路和杭绍城际铁路。

2022年亚运会前,杭州累计将开通10条地铁线、2条城际线,总里程达446公里。

这样的基建“大跃进”需要钱,杭州的卖地收入常年稳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杭州对土地财政依赖之甚也时常被媒体诟病。

但比较奇怪的是,杭州维持了一个“疯狂卖地、房价上涨、人口涌入再到疯狂卖地”的还算良性的循环。

过去几年,杭州楼市呈下滑趋势。2016年到2019年,杭州商品房成交量分别是21万套、18.3万套、14.8万套和13.2万套。成交量下跌的背后,一方面自然是限购,另一方面是房价高涨。

在这种情况之下,杭州人口增量却逐年上涨。

杭州媒体将原因归为杭州的开放、包容以及地铁等基建带来的城市面貌改善。

阿里平台效应与杭州招才引智

双叠加

但相比于G20和亚运会,杭州人口从2015年开始的爆发式增长,更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功于阿里巴巴上市后带来的平台经济增长。

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创造了史上最大IPO记录,超过10000名员工成为千万富翁。

阿里巴巴的上市带给杭州最直接的影响是,突然多了很多实现财富自由的有钱人。此时,阿里已经在杭州搭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为创新创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条件。

这也使得大量已经在阿里巴巴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出来创业,以期实现另一个财富神话。

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有点类似于在苹果iOS与Android平台上进行各种应用程序开发的创业者。这种基于阿里体系的创业有钱有经验有上下游,在吸引人才上自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样的判断也有数据支撑。

解放日报曾以857个阿里离职员工创业项目为样本做过一个调查,杭州是阿里系创业者的首选,占45%。

杭州为这些创业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业氛围,阿里的辐射、政府的支持、各种创业论坛的熏陶。很多创业者聚集在以梦想小镇为代表的杭州未来科技城,这里距离阿里总部仅两三公里,在入驻者看来,梦想小镇提供了他们急需的“物资”。

而在阿里系的创业所选行业中,ToB的企业服务排名第一、电商排在第二位、金融排在第三位,这些领域也基本上在阿里版图之内。

对阿里系创业者来说,继续服务商家,是阿里基因的一种延续。经济调整期,企业需要转型升级、缩减成本,也相应催生大量企业级服务,而最先爆发起来的排头兵,当属云服务、数据服务。

阿里系改变了杭州富豪榜格局,也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杭州2011年到2015年人口慢吞吞的增长模式。

毕竟,财富对人口的吸引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在杭州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表现最给力的是余杭区。

余杭区2019年增长了28.8万,占了杭州新增人口的一半多,比整个江苏省2019年人口增长数量还多。

自2016年以来,余杭区的人口已经翻了一倍。而阿里巴巴总部就在余杭区。

阿里巴巴的平台效应与杭州招才引智的吸引力叠加,逍遥子也说过。

“平台经济最大的价值就是创造就业”,2019年3月,阿里巴巴集团CEO逍遥子在内部管理会上说,“今年我们不仅不会裁员,还要大力发挥阿里巴巴平台的作用,全力拉动消费,带动更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订单。”

“抢人”政策再升级

当然,杭州自身在营商环境和人才政策上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2016年底,“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首次被提出,本质上是营商环境的改善。营商环境的改变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投资和创业企业的增长。

而直到一年多后,2018年2月,在“山东才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落后”的那篇讲话中,山东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浙江2016年12月提出“最多跑一次”目标,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为什么山东解决不了?还是改革不细不深不彻底,没有真动一些部门的奶酪。

改革改到深处是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省委已经部署,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及各部门,要对现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部门规定等进行全面清理,加快推进立改废释,通过制度创新,把该放的权力放出去放下去,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提高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效能。

在新一轮抢人大战中,杭州也不甘落后。

2019年4月,杭州发布人口新政,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新政去除了“年龄”和“社保缴纳年限”这两个硬性条件的限制。

今年2月24日,疫情之下,杭州出台“战疫引才、杭向未来”八大举措,其中包括高层次人才最高购房补贴800万元、应届大学生每年再多补贴1万元租房补贴、新建5万套人才专项租赁住房等。

高额补贴和人才住房,双管齐下,杭州对人才的吸引力还在继续提升。

对比杭州

青岛该如何行动?

相比于杭州,青岛在人才政策上的力度并不落于下风。

2019年,青岛市出台最新的户籍政策,专科也可落户,进一步放松了限制。

2月15日,同样在疫情防控之时,青岛提出,2020年全市要建设和筹集人才住房不少于10万套。

2月20日,青岛再次升级人才政策,将“先落户、后就业”政策放宽到毕业学年在校大学生,已落户的可享受本市购房、申请人才公寓等政策。

同样,青岛也举办过奥运会、上合峰会这样的国际性盛会,国际影响力甚至不亚于杭州。

但真正改变杭州的并不是G20和亚运会,而是财富流动和背后的产业,杭州和深圳是典型,青岛也不例外。

每每谈到人才吸引力时,青岛被吐槽最多的就是“工资低房价高”。

其实,工资结构是跟城市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青岛的支柱产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利润微薄,自然难以支撑高薪岗位。

普遍意义上来说,只有风口上的行业和资金密集型的行业才能批量诞生高薪。究竟应该引进什么样的产业?为了引进这些产业青岛又应该做哪些具体而落地的工作?

这可能是比人才政策更加棘手、更加复杂,也更应该去做的事情。

熙熙攘攘的断桥往北800公里,是同样人来人往的栈桥。有人在桥上看风景,有人在楼上看人。

留在青岛的时间不多了。

[责任编辑:王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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