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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建了青岛观象台 日本人赖在这里多年不走


来源:凤凰网青岛

在老青岛人的心中,观象山和观海山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在山脊上修建的那条起伏的平原路,将其凭空分成两座山。它们是老市区中的两处高地,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它们所庇佑的那一处处红顶小楼,见证着历史的雨打风吹。

在老青岛人的心中,观象山和观海山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在山脊上修建的那条起伏的平原路,将其凭空分成两座山。它们是老市区中的两处高地,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它们所庇佑的那一处处红顶小楼,见证着历史的雨打风吹。

其中,观象山的“穹台窥象”曾被列为老青岛十景之一,这是岛城诸多山头公园中唯一获此殊荣者。穹台,即指坐落在观象山顶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它也见证了青岛科研的诞生和发展。

李希霍芬提议修建观象台

观象山在青岛大名鼎鼎,人们都知道有这样一座山,但具体位置在哪儿很多人却说不清。就连游客问路时,都有人指路指到信号山,到了山脚下茫然抬头:“不是这儿啊?”

观象山离信号山不远,大体位置在江苏路以西,胶州路以南。而观象山公园位于山头之上,南邻观象一路,东临观象二路,西与禹城路相邻,北至青岛第六中学。

城市信报记者沿观象二路蜿蜒而上,再踏上数道石阶,便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门。这就是观象山公园的入口,从此处眺望能看到山顶那座著名的天文观测室,掩映于苍翠的茂林之中。沿路上山,穿长廊、过凉亭,很快便来到海拔仅有79米的观象山山顶。眼前呈现巨大的白色圆球,深深的院子,还有一栋小巧的穹顶楼。楼上挂有牌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树影婆娑,在秋日的阳光中点点斑斑,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深层记忆。

“观象山上的青岛观象台,一度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见证了青岛的科研历史。”岛城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对城市信报记者说。

时间返回到一百多年前,当很多中国人还沉浸在“夜观天象,掐指一算”的传说中时,在青岛修建一座观象台的想法已被一个德国人提了出来。他就是近代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1898年5月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湾》一书中,他建议把青岛发展成为一个科学观察和研究中心,按照德国汉堡海洋观象台模式建设青岛观象台。

如今的观象山公园园址旧称“大鲍岛东山”。据鲁海先生讲述,1897年,德国强占青岛后,在山上建贮水池,又名“水道山”。后为谋求港务以及航运的发展,于1898年3月1日,在如今的馆陶路1号,设立了简单的测候所。同年4月26日,定名为气象天测所,隶属德海军港务测量部。1905年5月10日,迁至水道山。自此,水道山改名为观象山。1905年3月6日,德国政府派梅尔曼博士任所长。1911年1月1日,改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这一期间,其主要工作内容为气象、天文、地磁、地震、潮汐等,还管辖着济南等十余个测候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11月11日上午10点,日军侵占青岛,青岛观象台落入日本人之手,被改称为测候所。此后,所长之位几经更替,一个叫入间田毅的人坐在了这把交椅上。这一期间,测候所主要从事气象和地磁工作,并在李村、沧口、仙家寨、老洼乡、九水、沙子口、张村、浮山所等地,以及胶济铁路沿线设立测候站。

日本找借口,赖在观象山不走

“围绕观象台,中国人和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日本人找到种种借口,赖在观象山不走,很是可恶。”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感慨道。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划为胶澳商埠。按理说,青岛测候所应该同时完全收回,但是谁也曾想,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中竟有两条奇葩规定:第一条,所内现有日籍职员,为维持测候业务,仍照常工作,不支取中国政府薪俸,该所的报告与日本测候所以电报交换,中国政府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供给及便利。第二条,将来中国测候人员训练完成,日籍职员交接时,关于与日本测候所联络之办法,再行协定。日本人就以这两条为借口,拒不交还测候所。

这时,一个在青岛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人物蒋丙然登场了。他生于1883年,福建闽侯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光绪十九年举人,而他自己也是喝过洋墨水的人,获得了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是我国最早派出学农的留学生之一。1912年11月,蒋丙然学成回国,到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技正、气象科科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还在参谋总部航空学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气象学。据知名文博专家、岛城十大藏书家之一王桂云老先生讲述,当时日本人并没有将话说死,还留下了最后一道口子——“贵国只有蒋丙然先生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如果由他来上任,观象台马上就交。”日本人认为,蒋丙然正在中央任职,不可能来青岛。

当时,与蒋丙然同时参加接收青岛测候所的,还有著名气象学家、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教授竺可桢和另一位曾在中央观象台天文科工作过的委员高均。当蒋、竺、高等站到他们面前时,日本人有点蒙了,但他们很快就露出阴险的嘴脸。日方百般刁难,仅允许点交仪器、图书等。日籍职员不肯撤离。所以测候所当时仅仅是形式上的接收,我方并未派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蒋丙然等做了些调查便返回了。

1924年2月10日,胶澳商埠督办委托蒋丙然为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2月10日,蒋丙然等正式接收青岛测候所,日籍职员办理交接,并于同日启用“钤记”。3月10日接办全部观测工作。至此观象台的主权才正式接收回来。何为钤记?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说:“就是官印,长方形的。说明自此日开始,蒋丙然就是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了。”

这里得说明,青岛观象台自此收回主权,但日籍职员却并未从青岛撤走。他们先是免费使用仪器设备和电报,将气象、地磁等资料发送回日本;后来又在观象山另成立测候所,借用我方部分设备继续进行观测。1928年8月,又节外生枝,提出“磁力方面,中国未经加入万国磁力学会,日本代表东亚,未便断然移交”。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拖延理由。

日本人为什么一直赖着不走呢?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显示,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紧紧掌握青岛观象台的气象、地磁等资料,为他们的舰船出入胶州湾服务。

捍卫科学,蔡元培力保蒋丙然

鲁海先生对城市信报记者称,从1922年到七七事变前的15年间,青岛观象台几乎每年每月都向有关当局陈请,一些爱国科学家也以“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科学社”等学术团体的名义,敦促南京政府,要求日籍职员尽快撤离青岛观象台,但是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同样软弱无能,敷衍应付,致使问题一再没有解决。

当然也有人疑问:既然青岛主权都收回了,为什么不能强行把日本人从观象台赶走?事实上,当时的局势很复杂,即便在当时主权收回后,日本警察仍长期留在青岛,干扰中国警察执法。据记载,1937年仍有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的档案。

不过,有蒋丙然坐镇,青岛观象台在气象领域已然熠熠生辉。这时的青岛观象台与上海徐家汇和香港远东,并称为远东地区三大观象台。蒋丙然接手时,另外两个观象台还在法国人与英国人的手里,所有人都想看看,中国人能否玩得转这个重要观象台的管理和观测工作。而蒋丙然很快便超出人们的预期。王桂云先生称:“蒋丙然在青岛的存在,被视为‘中国现代科学精神复兴的标志’。”

在中国,“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成为惯例,对于政治,这种人事变更或许影响不大,但对于科学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1929年4月,北洋政府在青岛的统治倒台,由南京国民政府派接收专员陈中孚前来接收青岛,计划将机构重置。有些人提议把观象台划给青岛市教育局管辖。很显然,这些人想不到、也不关心这种“切蛋糕”的方式,会对学术自由产生何等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将导致观象台地位很低,作为学界权威的蒋丙然真能够屈就吗?

当时,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对此极为恼火,他一天内两次打电报给青岛代理市长吴思豫,坚决反对这种“愚蠢的意见”。他还提出,观象台长应直接归市长管辖,同时同意把青岛观象台纳入中央研究院,提议涉及青岛观象台台长更替须征得中央研究院同意。时至今日,再反观蔡元培这种敬惜人才的拳拳之心,仍让人感喟不已。

这期间一直由蒋丙然任台长,台内组织分为“气象地震”和“天文磁力”两个科,原定竺可桢为气象地震科科长。竺可桢因1922年来青接收未成,便没再来。至于原因,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称是“不耐烦再来”。于是,便由蒋丙然兼气象地震科科长,高均任天文磁力科科长。而这位高均,就是高平子,也是中国天文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当然,竺可桢对于青岛观象台也是功不可没。上世纪30年代,经费始终是影响青岛观象台发展的瓶颈,竺可桢和蔡元培多方筹措,除了从中央研究院的天文、气象两所每月各拨500元予以补助外,还多次鼓动青岛历任市长,为观象台筹集、增拨经费,使青岛观象台业务得以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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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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