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夕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网友评论()2017.11.16 第66期 作者:王夕源

第66期

【导语】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确定为新时代必须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举措和新动力。

党的十九大将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城镇化率提高六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等涉及“三农”的发展,均列入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数据显示,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幅超过了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已从2007年的3.33倍下降到2016年的2.72倍。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07年的0.96万元扩大到2016年的2.13万元,十年扩大了2.2倍。为此,十九大报告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确定为新时代必须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举措和新动力。

我国“三农”问题由来已久。突出问题是农业低效,核心问题是农民低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农业低效”和“农民低收”主要是指粮食种植。为此,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在重点关注和保障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源于传统的人口与农业大国。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得到部分缓解,其客观原因就在于我国已从“农业大国”发展到“工业强于农业大国”。如今,农民人数减少不足人口的一半,农业产值降低不足GDP的10%,城镇化率超过57%,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所以说,人口多不是问题,农民多才是问题。这就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找到了改进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关键因素。

对此,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新时代党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为新时代加快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

对种粮农业实行补贴属国际惯例,无可厚非。但实践证明,以工业反哺农业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多数解决的是农村形象问题,而不是农民收入问题。未来,以“空心村”为主的新农村建设,除少数可发展乡村旅游外,多数将沦为不断折旧的形象工程,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所以新时代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重点实施能激发农村本能与活力的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保障义务教育先行。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据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依法履行保障贫困乡村及边远山区义务教育的责任。其中,仅仅免除学杂费是不够的,还要重点保障乡村教师不低于城镇教师的城乡一体化待遇加补贴。由此即可解决优秀乡村教师的短缺和质量问题。今后,不能再靠评选“乡村最美教师”等个人义务奉献来应付乡村义务教育了。

其次,要实现种粮农业致富必须减少农民总量。新时代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带来乡村的萎缩和农民的减少。所以“空心村”的不断出现,不是新时代种粮农业的致命危机,而是种粮农民的致富良机。当更多的农民转为市民后,随着“空心村”的消失与合并,带来的宅基地复垦和土地流转,自然为种粮大户的千百亩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因此,由农民总量减少的农业现代化,才是乡村振兴和种粮致富的必由之路。

最后,要落实精准扶贫缩小贫富差距的兜底措施。十九大报告指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显然,我国的城乡差距是构成“三农”问题和绝对贫困的主要诱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让更多的种粮农民致富,又能让更多的土地财产权益变为社会保障,还能让脱贫攻坚任务大大减少和更易精准,便于落实新时代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兜底措施。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缩小贫富差距,不是降低高收入财富来缩小绝对差距,而是提高低收入标准来缩小相对差距,这与“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矛盾。

王夕源

凤凰青岛评论员,高级工程师,农业博士。民革青岛市委秘书长,民革中央三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山东省政协特邀信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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