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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这个历史事件告诉你,为何海军节活动要选在青岛


来源:凤凰网青岛综合

翻看历史,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个70年前的“答案”。因为在1949年,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就诞生在青岛。如今再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起义故事,无疑是纪念海军节最具特色的方式。

今年的4月23日是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纪念日。届时,将在青岛举行国际舰队检阅等多项活动。海军建军60和65周年时,也在青岛举行过纪念仪式。那么为何要选在青岛?

对此,专家的答案多是青岛军港条件好,能停泊多艘大型舰艇;青岛海域风浪相对平稳,适宜海上阅兵;青岛具有特殊的海军情结,第一所海军航校、第一支潜艇部队、第一支驱逐舰支队、第一个潜艇基地、核潜艇基地和潜艇学院都在此诞生,如今,第一个航母基地也在青岛等等。

然而翻看历史,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个70年前的“答案”。因为在1949年,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就诞生在青岛。如今再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起义故事,无疑是纪念海军节最具特色的方式。

70年前那起事件的重要人物

1949年2月12日晚,国民党海军“黄安”舰率先在青岛成功起义,成为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其后十个月,就连续发生了包括“重庆”号巡洋舰在内的19起海军起义。

1949年国府投共舰艇全纪录(台湾)

其中,前3次均在青岛。起义成功15次,舰艇97艘,起义官兵3800多人,几乎占国民党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军的士气和战局。

“黄安”舰是一艘日本海防舰,1945年下水,最高航速16节。二战结束时由国民党海军接收。1947年8月送青岛海军造船所整修后,被命名为“黄安”号。1949年2月9日,完成大修的“黄安”舰从造船码头驶出,停泊在“小青岛(灯塔)”西侧。当晚,由舰务官鞠庆珍、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刘增厚和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组成的四人领导小组,在舰上秘密商定三天后即2月12日晚起义。

因为这一天是元宵节,舰长刘广超和部分官兵必定上岸回家过节,舰上管理松懈,有利于组织起义。起义当天,16岁的张大同上船给哥哥张大发送东西,结果阴差阳错地“参加”了起义,成为我国第一批人民海军中最小的少年兵。

2月12日晚8点后,“黄安”舰起义官兵切断了对外通讯,控制了全舰,缓缓驶向外海。在骗过停泊在周围的美国巡洋舰后,为了防止追击,全舰熄灯在黑暗中全速前进,开启了惊心动魄的“死亡航行”。

2月13日凌晨4时半,“黄安”舰终于安全驶抵连云港外海。因解放军陆军不懂对方海军的“灯光信号”,当发现有“敌舰”靠岸时,机枪和山炮齐发。若不是距离尚远,枪炮射程不够,载满300吨弹药和柴油的舰船必定舰毁人亡。情急中,鞠庆珍当即命人找来白布悬挂“白旗”,并用舰载探照灯照亮“白旗”以示“投诚”。

“黄安”舰起义后,为躲避国民党空军的搜索和轰炸,即驶往连云港南70公里的灌河堆沟港隐藏待命,起义官兵与盖满伪装的“黄安”舰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

改革开放后,“黄安”舰脍炙人口的起义故事,就在报刊网站上出现了许多回忆或纪实,但又总能引起不少“知情人”的质疑。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黄安舰起义的四位功臣和留在青岛居住的20多位起义官兵已相继去世,现仅剩86岁的张大同和97岁的张云亭二位老人尚健在。正是起义官兵包括起义组织者孙露山生前口述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有机会能部分再现“黄安”舰起义的军情秘事。

这其中,能接近和还原“黄安”舰起义真相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领导起义掌握秘密最多的“大人物”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另一个是参与起义了解秘密最多的“小人物”少年上等兵张大同。而包括起义组织者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等多数起义官兵,早在1949年起义后至1955年间就已分三批陆续离舰。张大同则是留在海军和“黄安”舰服役时间最长,私下接触鞠庆珍机会最多的起义人员。

不为人知的事件经过

“黄安”舰起义时,原本计划“北上”石岛,但王子良提议“南下”与国民党南撤线路一致,即使暴露了也好蒙骗过关。鞠庆珍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到天亮前能赶到的连云港靠岸,避免天亮后被国民党空军发现轰炸。这也部分佐证了“事前并没商定起义接应点”的事实,从而引来了解放军“炮打黄安舰”差点舰毁人亡的险情。

“黄安”舰起义后也有生死间的“统战”故事,至今不为人知。据张大同透露,那是起义后的十多天,舰船还停泊在堆沟港。他因阑尾炎吃了几粒止痛的鸦片丁后就犯困了。卫生员让他裹着棉大衣躺在后甲板,并顺手盖上了伪装军舰用的稻草。

不知躺了多久,迷糊中听到甲板上有人在窃窃私语,竟在密商“怎么把船开走”!他从稻草缝里认出是轮机部的吴照清、陈其宝、马树本和航海员杨育荣、报务员吴声明等五六人,断断续续地听到“船上没有黄金……把船开去台湾或日本肯定值钱……”等内容。

职务最高的轮机军士长莫松,还不时地在甲板上溜达,显然是在警戒放哨。吓得他没敢动弹和吱声。现在回想多亏那时没被发现,否则他小命就没了!

事后,机灵的张大同悄悄地把“偷听”来的秘密报告了“黄安”舰政委赵凯。这位大学生军政委听后不动声色,警告对谁也别说,暗地里却加强了警戒和看管。一周后他公开宣布“接上级指示,要起义人员轮流去新浦参加学习培训”。而第一批被选中的十几位学员中就“恰巧”包括了那几个密谋“卖船”的官兵。

后来张大同才领悟,原来“学习班”没费一枪一弹就化敌为友,把有意“反叛人员”改造成继续革命的同志。其中,吴照清日后还入了党,成为继鞠庆珍之后“黄安”舰起义官兵中入党的第二人。

值得打捞的海底记忆

1950年2月,“黄安”舰被命名为“沈阳”号,编号为三野345局405舰,改装配备了两门苏制100毫米主炮和4门37毫米高射炮。作为大队长舰与“西安”、“长沙”和“济南”号组成第二大队,舰长苏军(后任北海舰队司令)兼任大队长,编入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在反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海战中,配合鱼雷快艇击沉、击伤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等多艘舰船。

解放初期,“沈阳”舰一直活跃在保卫海域、保护渔民的海疆前线。并不断探索新航道,为解放台湾做战前准备。其中,试航成功的西虎门水道,就将舟山基地出海时间缩短了两、三个小时。那时候,日本的铁壳渔船经常来我东海海域越界捕鱼,还多次冲撞我渔船,打伤我渔民。

对此,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指示:海军要保护我海域的渔场和渔民。1953年5月,“沈阳”舰接到护渔任务,连夜隐蔽出海到南韭山岛猫头洋渔场和嵊泗列岛渔场,驱逐日本偷捕渔船30多条,并将抓获的8条日本渔船扣押至复兴岛码头。几个月后为遣返日本渔民,才放回一条渔船。此举曾涨我志气,扬我国威。

1955年1月18日,“沈阳”舰与“南昌”舰等组成护卫舰编队,参加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的收复一江山岛战役,担任舰载炮击掩护和火力支援登陆任务。其中,为发挥“沈阳”号的舰炮威力,费庆令舰长不顾20链的安全炮击距离,冒险指挥抵近12链对瞭望村乐清礁阵地射击,最近时仅有8至9链。近距离炮击的“沈阳”舰,也是唯一被岸炮击中并牺牲一人的战舰。一江山战役共毙俘国民党守军1086人。

由于历史原因,“黄安”舰的全貌至今很少有记录。媒体和网络报道的图片实际为同类型的日本海防舰。幸运的是,起义上士张云亭老人原先还是摄影爱好者。1951年“黄安”舰返回青岛船厂整修时,他拍摄的几张小照片,竟为今天能目睹“黄安”舰的原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图像。由此,本文的许多内容和照片都是首次发表。

“黄安”舰作为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具有不可取代的海军诞生纪念意义。对此,周恩来曾亲自起草贺电,高度评价起义“是实行毛主席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海军的首先响应者”。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反映人民海军发展史的重要舰只,多数在上世纪60年代后相继被当作靶舰炸沉,至今下落不明。这些被沉入海底的革命记忆,像“中山”舰一样值得打捞、修复和展示,应该成为中国海军博物馆(青岛)最具历史价值的“镇馆之宝”,就像俄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作为“十月革命”的重要标志,1944年已被纳入俄罗斯中央海军博物馆一样。因此,寻觅和复原这些最具时代印记的舰只,也是完善海军建军史、纪念海军建军节亟待完成的一项历史重任。

凤凰网青岛特约评论员

王夕源,高级工程师,农业博士。民革山东省委议政委副主任、青岛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纺织部、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纺织学报》、《棉纺织技术》、《电子技术应用》、《中国渔业经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政协报》、《南方周末》、《人民公安》、《两岸关系》等核心期刊或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网无关

[责任编辑:刁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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