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青岛 | 极地探秘！中国海洋大学南极科考团队的“冰雪情缘”

南极，这片遥远而纯净的冰雪荒原蕴藏着圣洁与神秘，吸引着人类探索的脚步。

1820年，有航海家遥遥望见南极洲的冰架，直到1895年，这座第五大洲才迎来人类的足迹。

2024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科考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

这其中，闪耀着许多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科研人的身影。

“海洋是联通的”

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生命学院的王华龙副教授参加了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南极科考之旅。

作为从事极地海洋病毒研究已有10余年的他，主要负责研究南极海水中的病毒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的作用。

而收集海洋病毒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病毒是很小的，我们知道细菌很小，但病毒只相当于细菌的十分之一，4个细菌并排排列的长度可低至1微米，而病毒就更小了。”王华龙解释道。

由于病毒很小，在进行海洋病毒收集时，王华龙需要多次采样。例如收集150升的海水，5升的水桶就需要30桶。海水首先通过200微米孔径的筛绢过滤一遍，过滤掉肉眼可见的生物类群，然后再经过3微米、0.22微米的滤膜过滤，得到没有任何细菌的无菌水。无菌水再经过一个浓缩富集装置的不断循环、浓缩，才能收集到50毫升样本，而整个过程需要10个小时左右。

采集上来的150升南极海水，经过过滤、浓缩，王华龙最终收集到50毫升样本，里面含有最小的生物——病毒。

在第40次南极科考期间，王华龙共收集到400余个病毒丰度样品和二三十个病毒宏组学样品。

而这些样品也搭乘“雪龙2”号回到国内实验室，以用来开展海洋病毒的后续研究工作，例如研究南极不同站点海洋病毒的密度、多样性、基因组以及宿主预测等。

在王华龙看来，开展极地海洋病毒研究的意义深远。从研究生到博士后，从近海到远洋，在十余年间对珠江口、秦皇岛、海南的海洋研究工作中，他深刻体会到“海洋是联通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青岛近几年爆发的浒苔，它其实是从苏北那边飘过来的。极地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与我们密切相关。从海洋从气候的角度来说，它是联通的，与我们息息相关。”

“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不唐捐”

参与了第34次南极科考的董跃教授和王华龙副教授有着同样的感慨。

在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科考队员抱团取暖、相互支持，这让董跃深刻感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象化。

董跃一行在走访调研过程中，每到一个科考站，都会收到其它国家科考人员热情友好的招待，或是精心的准备，或是最好的食物。

身处孤悬于极地的大陆，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细心烹调的美味佳肴是各国极地科考人员之间紧密亲切的社区文化和特殊的南极礼仪。智利站的牛肉馅饼、韩国站的生鱼片、萝卜苗……这些都在董跃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极这样一个遥远辽阔，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又寄托了人类未来希望和发展的大陆上，人很少，基本都是各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在这里你会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想愿景的伟大之处。”董跃说。

董跃教授是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处处长，曾参与过第8次北极科考和第34次南极科考。

从2018年1月20日至2018年2月1日，在第34次南极科考期间，董跃教授主要参与了我国南极立法现场调研的相关工作。

考察期间，董跃教授为我国南极立法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于当时正在拟定当中的《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进行了现场调研，而他当时调研的《访问南极科学考察站管理规定》也在后来颁布实施。

法学作为人文科学，没有自然科学的精确定量，但是却有着重要的指导性价值。就如南极公约，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年岁月，依然为南极的稳定发展提供最基本最坚守的力量。

而中国南极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驾护航，这也是董跃教授开展极地立法研究的意义所在。

董跃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站的研究规划是有国界的，有的时候是真的需要做很多工作。”

他曾在戴高乐机场转机的7个小时候机时间，加班6小时，在临上智利的飞机前把国家海洋局急需报送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支撑报告修改发送。

而对于极地立法工作的这份笃定和坚持，董跃教授坚定的初心和信念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不唐捐”。他说，学有所用，为国为民，当把个人的事情和大千世界的变化以及历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才能从相对枯燥、相对寂寂无名的学术研究中获得动力。

“勇于开拓，敢想敢干”

中国第37次南极考察自2020年11月10日开始，于2021年5月7日结束，历时179天，行程3.6万余海里，在环南极4个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综合调查，创造了我国南极考察破冰船最晚返航记录。

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深远海与极地渔业研究中心的李建超副教授正是第37次南极科考的参与者之一，并主要负责南极鱼类调查。

采集鱼类样本主要采用拖网形式进行，有意思的是，在调查期间，李建超副教授和团队获得了“外援”——一只海鸟的帮助。

在一个风浪很大、海况不好的雪夜，李建超副教授和团队在进行拖网采集预留样本时，一只海鸟落到了雪龙2号科考船上。由于船摇晃剧烈，海鸟也“晕船”了，吐出了两只保存完好的南极中层鱼类，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中层鱼的行为研究表明，中层鱼可以进行昼夜垂向迁移，到晚上，一般会迁移到海洋上层。由于技术限制，采集到的鱼类样本一般很难确定处在什么样的层位。而“外援”海鸟的案例正好为中层鱼类夜间能迁移至海洋上层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第37次南极科考期间，李建超副教授和水产学院渔业海洋学实验室马舒扬、张文超共同通过中层拖网、Bongo网、鱼类eDNA、底延绳钓多种调查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

李建超副教授与团队在第37次南极科考中通过中层拖网捕获鱼类超过20种，数量近1500尾。除常见种外，调查采集到稀有鱼种触手角鮟鱇为国内首次发现，该鱼种迄今在全球范围内仅被发现60余次。Bongo网捕获仔稚鱼数量超过130尾，鱼类eDNA调查获得水样超过120管，这些样品的获取保证了后续实验室分析的顺利开展，为深入研究南极海域鱼类生物学特征及生活史过程奠定了充分的样品积累，同时为了解调查海域鱼类种类组成及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37次考察中李建超副教授和团队开展的南极海域底延绳钓作业，是中国南极科考史上首次采用底延绳钓方式进行南极鱼类调查，为探究底延绳钓作业手段在南极海域极端环境下的操作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一突破的取得正是源于勇于开拓的精神。李建超说：“我们的初心是希望通过多学科的方法，促进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始终保持创新的思想，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另一方面，要勇于开拓，尝试的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需要积极地想办法解决，要有一种敢想敢干的心态。”

1980年1月中国海洋大学（当时为山东海洋学院）物理学专业校友董兆乾参加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开启了海大人与南极科考之间的缘分，而如今有越来越多像董跃教授、王华龙副教授、李建超副教授一样的“海大人”参与极地科考。

40年来，“海大人”在白色荒原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经过不懈努力，“海大人”在极地海洋与冰-海相互作用过程、极地气候与全球海洋变化、极地海洋物质循环与海洋变化、极地生态学与生物资源、极地战略与治理、极地技术与应用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极地科学探索的有力推动者。

作为人类探索自然奥秘、探求新发展空间的重要事业，一代又一代“海大人”接力奔赴，积极践行“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重要指示，服务国家南北极科考事业，推进科考工作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