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将成为2026年APEC峰会举办地?答案或许很快就要见分晓了。
10月31日至11月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韩国庆州举行,中国作为明年APEC会议举办国,按照往年惯例,在会议结束时将公布下一届的举办地。
此前,中国曾有两次举办APEC会议的经历,分别是2001年在上海、2014年在北京。那么,京沪之外,能否产生第三座举办APEC会议的城市呢?这无疑是外界热议的焦点。
从近年来我国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举办地来看,天津、杭州、青岛、西安、厦门等城市都曾先后承担重任,相对丰富的办会经验让这些城市成为举办APEC会议的热门候选。
从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来看,曾成功举办2018上合组织峰会,以及APEC贸易部长会议、第二次高官会、APEC第66次旅游工作组会议等高级别会议的青岛,确实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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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为城市带来的“超级认证”
APEC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亚太经合组织正式成立。
两年后(199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APEC;199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之后每年召开一次,是APEC框架下最高级别的会议。
经过30多年发展,APEC现有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21个成员,另有东盟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3个观察员,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21个成员经济体GDP总和占全球的60%以上,贸易额占全球一半以上。
历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中,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首选,如中国此前举办的两次会议,所在地分别是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但也有例外,俄罗斯将唯一举办的一次会议放在位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美国则曾分别选定西雅图、夏威夷和旧金山为举办地,不过这些城市无一例外,都有面向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区位优势。
此番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韩国庆州,同样不是韩国政治及经济中心,不过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因为集聚多种产业,被视为“最能代表韩国的城市”,韩国方面也希望借此契机,把庆州打造成新的对外合作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即将接任APEC2026年东道主,外交部曾表态,中方愿就2026年办会事宜同各方加强沟通合作,共同落实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推进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打造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为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事实上,作为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APEC峰会的关注点不仅覆盖经贸发展与创新议题,更是外界观察“元首外交”、大国互动的关键窗口。在前两次承办地先后花落我国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背景下,明年的会议能否诞生一座新的APEC之城,可谓备受瞩目。
而外界之所以热衷于讨论APEC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举办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国际盛会往往被视作城市能级和国际影响力的“试金石”。
近10年来,我国陆续举办了G20领导人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中亚峰会等高能级主场外交活动,杭州、青岛、天津、厦门、西安等“第二梯队”城市纷纷站上世界舞台。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分析表示:G20、金砖、上合组织峰会等高级别会议,选择的城市都是改革开放的“优等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鲜活广告”。在这些城市办会,能向世界直观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以及拥抱全球化的决心。而且,这些城市都具备完善的机场、酒店、会议中心等硬件设施,接待过大量国际游客,国际认知度也较高。
一场国际盛会为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不容小觑。
一方面,会给举办城市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效益,并促使举办城市深度参与到国际经济事务中。
这一点,曾成功举办G20峰会的杭州很有发言权。盛会不仅让杭州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显著提升,还带动了杭州旅游业和商业发展,并为其后续成功举办亚运会打下坚实基础。此外,为承办G20峰会建设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也已成为杭州新的地标性建筑,为杭州发力“会展经济”提供助力。
另一方面,则是带来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风貌等方面软实力的提升。
为迎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厦门对全市包含建筑、桥梁、岸线、公园在内的1400多个夜景工程项目进行提升改造,成为城市新的风景线。
此外,一场盛会还有可能让城市收获意想不到的“大礼包”。

2018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成功举行,为青岛带来了上合示范区这一“国之重任”。作为全国唯一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间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青岛依托上合示范区,持续扩大与上合国家的贸易往来。
在今年5月山东省政府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市委常委、上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新竹提到:5年多来,(上合示范区)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累计完成294.1亿元,年均增长56%。
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还是潜移默化的城市发展势能,一场国际级盛会具备让一座城市“逆天改命”的效果,这也是各地对于举办高能级盛会“心向往之”的核心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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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优势在哪?

事实上,自中国获得2026年APEC举办权以来,关于哪座城市将举办会议的讨论就不绝于耳,而青岛也是其中一座呼声比较大的城市。
外界为什么看好青岛?或者说,青岛的优势到底在哪?
第一,是国家对青岛的战略期许。
在国务院批复的《青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青岛被赋予了“北方对外开放门户”的功能定位,同时国家也在批复中明确了青岛下一步要发力的方向:
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
要知道,部分APEC成员同时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因此青岛若能成为2026年APEC会议举办地,无疑有助于城市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同时,国家层面近年来也在不断提升青岛的对外开放能级,除高规格支持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外,近年来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所展开的诸多外交动作也与青岛有关。
例如,2023年7月,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青岛举行,在青岛发出了中日韩合作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明确信号,而日韩均是APEC的重要成员国。
第二,是青岛的区位及交通优势。
从地理位置看,青岛与日韩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韩国与日本分别是青岛第二以及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且青岛地处黄海之滨,同样也符合面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选址要求。

从交通条件看,如前文所述,大型国际会议举办地应具备完善的机场等配套,而青岛坐拥山东唯一4F级国际机场——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已开通国际和地区航线20余条,其中多个航点为省内独飞航点。
特别是面向日韩方向,青岛机场今年新开清州、静冈、名古屋航线,进一步覆盖日韩二三线城市需求,并加密首尔、大阪等航线,日韩航线日均往返50余个架次,实现“公交化”运营。
相对完善的交通,有助于来青参会的APEC成员快速抵离。
第三,是青岛有举办国际盛会的经验,具备担起大型活动的实力。
这一点无需赘述,2018年成功举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便是最好的证明,且国家层面也对青岛提出“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重要指示要求。
第四,是青岛与APEC之间匪浅的缘分。
虽然青岛此前没有举办过APEC框架下最高等级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但青岛还是在APEC过往发展历程中,留下了独特印记。
2014年5月14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次高官会在青岛召开,共有21个APEC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及观察员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3天后,为期两天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青岛举行,这场会议既是APEC中国年首场部长级会议,同时也是11月领导人会议的重要准备会议。
作为这两场会议的“东道主”,青岛均得到了参会嘉宾的高度认可,表示青岛交出了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
后续,青岛还曾在2023年举办第十二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等活动,进一步提升自身在APEC中的影响力。
而前不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66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在青岛召开,期间与会代表开启了一场深度文化旅游考察之旅,走进青岛啤酒博物馆、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及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等,搭建起了青岛与亚太地区文旅交流合作的桥梁。
而除了城市层面的关联外,青岛品牌也与APEC联系密切。
2022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暨“可持续中国产业发展行动”年度发布仪式举行,海信集团以在绿色低碳制造、清洁生产和关注员工成长方面的卓越表现,入选年度产业案例并荣膺国内最佳实践案例。
同为青岛品牌的杰出代表,青岛啤酒也曾在APEC、上合峰会等重磅国际会议上亮相,并被誉为“舌尖上的外交官”。
一次次结下的不解之缘,或许将为青岛争取成为“APEC第三城”,增添胜算。
不过,国家层面对于APEC会议的举办地显然会有更多考量,青岛之外,杭州、西安等曾经举办过相关重大主场外交活动的城市,以及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及门户城市,也都有机会。
对青岛而言,既然有机会自然要去争取,即便最终无缘,也要从中汲取好的经验。
此前,杭州市委机关刊物《杭州杂志》在解析杭州被G20选中的原因时,就曾直言是“不按套路出了三张牌”:
第一次不按套路出牌,用流量入口思维治理城市,打开了发展的格局。第二次不按套路出牌,基于互联网和新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在经济转型上成为典范。现在杭州在进行第三次出牌,试图把互联网变成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这还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做到过的。
看似不经意,实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是对于每一个时代风口的精准把控。
杭州的做法,对于包括青岛在内的所有候选城市,都值得借鉴。